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知识库 中国诗歌文学”相关记录1277条 . 查询时间(0.519 秒)
对唐宋词声律史的研究，从“乐体”“文体”的研究角度展开，对建设并完善词体声律学、词调学有重要意义，进而推进词学研究的纵深发展。研究方法、观点、结论等将对包括词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其他韵文学研究，以及音乐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语言文字学研究等具有借鉴参考的价值。
清代东北流人诗歌的乡恋情结书写
清代 东北流人诗歌 乡恋情结
2025/1/6
清代东北流人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文人，他们虽因种种原因被流徙至塞外白山黑水间，但却在此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清代东北流人原本大多生活在中原或者江南地区，被流放到遥远的关外，在行进路途中受尽折磨，经过千辛万苦到达流放地之后，诗歌创作中所流露出的乡恋情结尤为引人关注。
苏轼中秋词的“仙气”
苏轼 秋词 中国古代文学
2025/1/6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历代中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首，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赞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他的另一首中秋词《念奴娇》（凭高眺远）虽然知名度不及《水调歌头》，但艺术成就也很高。历代词论家评价苏轼这两首词，许多都着眼于其中超然出世的旷逸情怀，用“仙”字来形容它们。就《水调歌头》而言，李佳《左庵词话》说“有仙气缥缈于毫端”，先著、程洪《词洁》说“...
在中华文艺批评传统中，“象喻”和“知人论世”“依经立义”等，均为出现早且伴随始终、适用性广且习而不察的原初性批评范式。在古人谈文论艺的批评实践中，但凡与人生精神境界或人之精神状态相关者，皆不能仅仅依靠概念、范畴来阐发，还须借助“象喻”化的运思与言说，这对中华文艺批评传统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同时也是中华思想文化传统具有浓郁的诗性智慧特质与鲜明的社会教化功能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种原初性批评范...
“章哈”一词既是对傣族史诗歌手的称谓，也是傣族活态传承的说唱艺术，还是傣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但关于章哈演述仍有一些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
唯“情”是瞻，唯“情”是从，抒情独大，制造了诗歌抒情的神话，遮蔽了叙事性诗歌与诗歌叙事性的真相，当然，也遮蔽了议论性诗歌与诗歌议论性。百年现代汉诗，在叙事方面的丰厚成就，常常被简约为文类意义上的叙事诗或流派层面上的写实主义诗歌。因而，除了继续研讨现代汉语叙事诗和写实主义的现代汉诗外，深入探究现代汉诗的叙事形态就成为现代汉诗研究“祛蔽”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现代汉诗叙事涉猎的范畴、内容和形式无...
诗歌叙事学是伴随跨文类叙事学（transgeneric narratology）研究而出现的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研究主要在21世纪以来逐渐出现，并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态势。该成果对国内外诗歌叙事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基本的梳理，展现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国内外对这一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大体上是同步发展的。但国内国外对基本上同一的研究运用了不同的名称。国内研...
中国古代有“诗”与“歌诗”的区分。《文心雕龙·乐府》载汉代刘向说“诗与歌别”，认为歌诗是用于演唱的，而诗却不是。这些演唱的诗又称之为“声诗”“乐府诗”，是一种声音语言、音乐与舞蹈综合的文学表演形态的存在。在现实中，诗不管是用于抒情、日常生活沟通，还是政治教化，人们只要用语言写出来或说出来，就可实现基本目的。那歌诗为何要用又歌又舞的形式呢？大经学家郑玄说《诗经》中的诗采用歌舞表演形式，是借歌舞表演来...
该成果从两宋理学与诗歌发生关系的一定历史语境的文化生态视野下，探讨两者发生种种复杂关系的背景、因素、状况，研究“理学诗”的诗性品格及其成因。因此，课题研究内容丰富饱满，既涉及文学本位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两宋诗歌创作主体、诗歌作品、诗歌接受主体的关系问题，理学诗的范型、主题、诗格类型、审美品格，理学诗人的诗风矛盾性，理学诗人的文道观及其与其创作实践的矛盾性问题等；也涉及理学与诗歌的关系研究，如两...
关于海子，燎原曾有一个恰切的评价：“海子，就其本质而言，正是这个意义上一匹四趾摁着泥土，从大地上腾起的野蛮的豹子，一只五脏俱裂而咆哮着扑向太阳的血淋淋的豹子。”（1）这一句常常萦绕在耳畔，这只黑豹带着思绪奔向那辽远的诗歌语言的绝妙海洋。
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
南开大学 中华诗教 古典文化
2024/2/28
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由中文系与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叶嘉莹教授合作建立，以研究和传播传统文化为职志。成立于1993年1月，原名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
战斗性、诗性与人民性——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街头诗的媒介特性
抗战时期 晋察冀边区 街头诗 媒介特性
2024/4/7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街头诗运动成绩突出，街头诗作为媒介算不上性能优良却仍风行一时，原因正在于其战斗性、诗性与人民性的特质。“破壁人”的存在使街头诗在易于湮灭的同时获得战斗性内容与媒介意义，“造壁人”的书写、张贴行为被视作战斗的一环，成为街头诗最具说服力的信源佐证。街头诗的“悬置”诗性使自身呈现多种样态的同时，也赋予其承担不同宣传任务和因时而变的可能。
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桐城派 沉郁顿挫 诗文通俗化
2024/1/2
潘务正教授《桐城派“沉郁顿挫”论》发表于《学术界》2023年第11期。文章认为：桐城派极为重视“沉郁顿挫”之法，将其视为抵制诗文通俗化的有效手段。在桐城派看来，俚俗诗人崇尚性灵，反对闻见道理，故其诗“凡鄙浅近”;而“沉郁顿挫”之文法蕴含着高广的胸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